俞敏洪，一直希望能到国外实实在在待上一两年，去精神留学。
人物简介
俞敏洪 ，1962年生于江苏江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创办新东方，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骑着自行车从海淀教育局领到培训班许可证，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敲响开市铃，如今新东方占据了国内出国培训市场的六成。
16年间，国人留洋的热潮如同泄闸洪峰，急遽奔腾，民办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碎步前进，还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未来无所适从。
励志“偶像”
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春末夏初，新东方都会挑上十个左右的二三线城市组织一次叫做“梦想之旅”的巡回演讲会，俞敏洪年年不落，即使在“新东方赶着上市”的2006年也不例外。
“今年的刚刚走完，从张家口到德阳，十天十座城市十三所学校，效果非常好。”令俞敏洪满意的效果包括“新东方的牌子在这些城市更响亮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地方我演讲得到的掌声比大城市多得多”。显然，在苏南农村生活了18年，曾经得过“插秧冠军”称号的俞敏洪在这些“非著名院校”孩子们面前讲述自己奋斗历程时更加起劲，他的故事在这里也能引起更多的理解和共鸣。
俞敏洪觉得自己更确切地应该是“励志偶像”，在他的记忆里，大约从2001年开始，自己平均每年都要讲上80多场，而在这些演讲中，关于“如何学好英语”的部分越来越少，讲得越来越多的是“坚持、梦想、激情”，还有规划人生和如何创业。
“新东方有个气质就是务虚，这个跟我个人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俞敏洪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上世纪80年代人都有点理想主义，“这跟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关，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国家管住管吃，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仰望星空。”
“务虚”创业
俞敏洪所怀念的“自己在精神力感召下迸发出无穷动力”的时光，除了考了三年考上北大之外，就是新东方创办的初期。
199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当北大在校园广播中通报批评俞敏洪在外办英语班之后，俞敏洪把自己的全部行李装上一辆三轮车推出了北大南门，决心离开这个除了几次在未名湖畔被人夸为“英汉活字典”之外，十年当中并未让自己体验过多少成功感觉的地方。
“当时就是憋着一股劲，想做出点成绩让以前的同学和同事看看。”不过俞敏洪所谓的“成绩”在当时并不是指把新东方越办越大，而是和坐在台下听他讲课的学生一样：出国留学。
1988年，国内涌起了自改革开放后第一波赴美留学热潮，俞敏洪的北大同窗王强和徐小平当年分别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俞敏洪那年起连考三年托福，不过却没有一次能申请到奖学金，这意味着当时在北大领着每月120块工资的俞敏洪只能先想办法攒到足够的钱。
就这样，在出国留学的召唤下，俞敏洪为了招到足够多的学生办班赚钱，拎着油漆桶刷了一年的小广告，后来发展到在中关村的各所高校办免费讲座，“当时讲的内容和现在差不多，就是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奋斗梦想什么的，发现宣传效果非常好，现在新东方用的还是这招。”俞敏洪把自己“务虚”的一面用到实处的结果就是使新东方在诸多英语培训班中脱颖而出，到1995年已经有学员将近一万人。
不过直到这个时候，俞敏洪还是没有改变当初办新东方的初衷：赚钱，然后出国。
“开始觉得新东方可以长久地干下去，出国倒可以先放一放，是在1996年我的这帮同学回国和我一起创业的时候。”
1996年，王强、徐小平、包凡一相继加盟新东方。不过即使想象力丰富如徐小平当年也肯定没有想到13年后的新东方会是什么样子，只有俞敏洪一遍又一遍地给伙伴们也给自己描绘着新东方未来的光明前景，“精神感召是一定有用的”。
“精神”留学
新东方后来的发展证明俞敏洪说的没有错，当然这除了要归功于俞敏洪们的“务虚”和实干之外，还要感谢那个时代。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红透大江南北，也就是那一年，俞敏洪从承包“东方大学”英语培训班到自立门户创办新东方，更为重要的是国内个人自费留学的大幕渐次拉开。到了1996年，国家对个人留学的政策完全放开，大众留学呈现井喷之势。正是在1996年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里，新东方的所有业务当中留学英语培训占去一半多，俞敏洪也在这波浪潮中掘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以及第二桶、第三桶。
“90年代中后期的留学潮成就了新东方，当然新东方也对这股留学潮起到了一点促进作用，就好比一块垫脚石。”在俞敏洪看来，留学之于国家以及新东方之于留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否推动中西文明体系、价值体系的交流。“不过交流是互动的，需要人去也需要他们回来。”所以俞敏洪会利用一切去国外出差的机会劝说从新东方出去的留学生尽量考虑回国工作，并且要求新东方的同事们也要利用一切机会“游说”留学生回国就业。而令俞敏洪高兴的是，“现在基本不用我们去劝了。”
不过，不用再劝别人回国的俞敏洪现在却越来越多地想着自己能出国留个学。“我这几年一直有个打算，希望自己至少在未来5到6年内能够到国外实实在在地待上一到两年，当然，我这个年龄不是去学位留学，而是去精神留学。”
“大同”教育
在“精神留学”之前，俞敏洪要求自己完成那个期盼多年的心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和事推动着俞敏洪。就在新东方成立十周年的2003年，国家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宣布“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以及民办学校举办者、教职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不过俞敏洪对国内民办教育的现状显然还不满意，“我认为今后中国排名前100的大学中间，要能有40所左右的民办大学挤进去，才算是中国教育的健康状态。”而俞敏洪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在这40所民办大学当中要有一所叫做“新东方”。
“我有一种大同的思想，而且想把这点实践在办教育上面。我从办新东方起就想着有一天能办一所非营利性质的大学，招生不求人多，就像古代的书院那种。”
“糟糕”上市
2004年、2005年，就在俞敏洪准备退到二线去实现自己“大同教育梦”的时候，新东方陷入中国式公司发展的困境，这使得他一头扎进美国的资本洪流。
那段时间，新东方元老间的利益纠葛不断升温、公司家族企业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这些都让俞敏洪最终决定先把新东方带过这一关。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俞敏洪的身价也一夜之间换用“亿美元”为单位来衡量，并且被冠以“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不过就在上市成功的那天下午，俞敏洪一个人在纽约哈德逊河边上呆坐了两个小时。“当时我就在想以后我还能不能掌握新东方的未来，还能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
三年的时间里，新东方的业绩对俞敏洪的前半个问题给出了正面的答案，而对后半个问题的答案，俞敏洪连用了三个“糟糕”。
第一个“糟糕”是在上市期间，俞敏洪劝返了新东方的创业元老之一、自己的老婆、老妈、小舅子等一干亲戚，为此承受了家庭暴力并且“睡了很长一段时间客厅”，第二个“糟糕”是“和朋友喝酒、骑马、滑雪的时间更少了”，更要命的“糟糕”是，“巨额的虚拟的财富”套住了俞敏洪还有他那个“大同教育梦”，“新东方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可以明天拿着公司的股票去套现，就我不能。因为如果今天比尔•盖茨拿着他自己微软的股票去换现金，那明天微软的股票肯定跌到不行。”
幸运的是，现在的俞敏洪显然已经走出了糟糕，“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独家，新东方大学已经开始在北京昌平征地了，一共500亩，现在征了一半，4到5年后就能开学。我会用上我这辈子所有的财富。”说完，俞敏洪惬意地笑着，向上抬了抬他那标志性的黑框眼镜。